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
从2018年国资纾困民营上市公司开始，每当有国资入主民营公司，就有一种伴生担忧——是否“国进民退”。但无论从收购条件、各方意愿，还是实践效果来看，结果并非“国进民退”，而是“国民共进”。
旅游业是前述担忧的代表性场景。今年以来，天目湖、三特索道等多家旅游公司被地方国资入主。这些公司疫情期间业绩承压明显，而监管又要求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，这意味着，对于具有资源垄断性质的大景区而言，公益属性将愈发凸显。在此背景下，既能够维护景区公益属性，又能够在经营管理上游刃有余，什么样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才更为适配？市场化的最佳选择，应该就会落在国资身上。
拆解近年来地方国资入主案例，动机各不相同。部分是为了引入企业在当地经营，带动原有产业，增加就业，激活区域经济；部分地方国资投资上市民企是基于收入模式转型需要，通过投资收益替换部分非税收入，让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多元化。想要达成这些目的，地方国资一方面可以自行培育、变革，另一方面也完全可以用市场化手段在信息披露更为透明、估值更为公允的资本市场购买。
而且，在国资入主的过程中，虽然地方国资入主上市公司有提升资产化率、布局产业链条、发力产业转型升级的考量，但是多数入主都指向了帮助民企缓解债务压力，同时又可使企业补充资金，确保社会财富免遭更大损失。本质来看，这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的市场化行为，不应表面看到入主者是国资身份就马上戴起“有色眼镜”。只要是平等、公允的市场化行为，必然是交易多方各取所需，进而指向互惠共赢。
无论从民资仅仅让渡投票权、保留部分股权收益权的交易模式来看，还是从国资入主后多方协同来看，国资、民资都在为标的公司的发展，形成越来越大的合力。两者犹如两个翅膀，一起带动上市公司在经济周期的起伏中穿梭前行，“国民共进”特征在今年入主案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。
宏观经济和中观产业压力之下，部分担忧声音的出现，反映了市场对民营经济后续可持续性发展动能的忧心。
近些年，部分民营企业融资难题、外部冲击等多元挑战并存，发展压力较大。这说明，面对经济增速的变化，以及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变化，原有粗放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的惯性需要摆脱，如何在外部环境与内部因素相互交织的新生态下，寻求更有韧性的成长方式，是摆在不少民营企业家面前的核心课题。
而对于国有经济而言，也需要高度重视“入主后”时代的整合工作，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。国资企业近两年一直在强化利润考核和市场运营，尤其今年还提出“一利五率”等新的考核体系。这要求国资股东要重视现金流，既要考虑投入产出，更要降本增效，管理运营也需要更加符合市场规律。
对于民营资本和国有资本的这些新要求，也将实现两者更强的“互补式”绑定，为更进一步的“国民共进”增添筹码。
